翻译：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张磊、冯陆炜、李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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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要从IMD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席和埃维昂集团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了，也是一个好时机与朋友分享我对全球形势的看法。即使与十几、二十年前相比，当今社会仍处于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诚然，我们目前还被笼罩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但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着体制和信任的危机。全球合作日益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措辞，因为事实上，在贸易、金融、消除贫困和疾病、食物和饮水短缺、气候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领域都缺乏有效的全球合作。整个世界就像是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

《金融时报》今年的开年专题名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在其中一篇题为“资本主义：旧朝已逝，新朝万岁”（Capitalism is dead; long live capitalism）的社评中写道：“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罗纳德•里根和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期间出现的再生资本主义……如今看来不仅缺乏稳定性，更重要的是缺乏公正性。其结果除了带来灾难性的危机，还给人留下这样一种感觉：即获得巨额财富的，不一定是品行出众之人。”

只有通过彻底的改革，资本主义及其派生的全球市场经济才能继续生存。不仅制度和政策层面亟待改革，文化和思维模式也同样需要改革，因为思维模式决定了我们对这个星球的认知和期待。

在此，我通过一些观点来阐述目前所存在问题的根源及如何矫正。其重要性不相伯仲，但均应该正确对待并加以解决，这样才能使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更适宜我们以及子孙后代繁衍生息。

自负招致败局——冷静的现实主义势在必行。

对于危机无法预见的说法不免有些失实。当然，我们无法精确地预见危机的所有细节，但是正如Joseph Stiglitz在2002年所著的《全球化及对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所说到的：“当下，资本主义体制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像大萧条时期所面临的窘境一般” 。如果当时有更多人关注他的这一论述，那么或许2012年的《金融时报》就不必刊载“危机中的资本主义”这一系列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资本主义修复的最后阶段”专题。

这里有必要提及我经历多哈回合谈判的历史。2001年，我曾极力支持启动多哈回合谈判。但是到了2003年，当我作为观察员参加坎昆部长级会议时，我开始认定，如果缺乏关键性调整，多哈回合将以失败告终。这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谈判各方缺乏诚意和信念。我几度公开表达了我的这一观点，但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事实上，如果各方能够及早从现实主义视角发觉多哈回合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寄予厚望，我确定，我们就不会陷入目前的窘境，多边贸易体制也不会面临崩塌的危险。

在危机开始之前的几年里，无论在政界还是商界都弥漫着强烈的自负情绪。事实证明，我们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社会精英需要改变。

作为社会的优秀个体，精英阶层在评价此次危机成因上的表现却乏善可陈。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们不会深陷这场危机。而最棘手的问题是这一群体严重缺乏能力。虽然危机主要影响金融行业，但其他行业也无法置身事外，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其他产业，都应当为金融业制造的这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负责。

除了能力缺失之外，全球精英普遍地麻木不仁。其实许多示威活动并非出于对财富本身的憎恨，而是对生财之道的不满。正如《金融时报》载文指出，存在一种观念认为“为富者未必乃品行出众之人”。大量的巨额财富并不是创造性财富。那么社会从中得到了什么？是否创造了新的就业？那些确实为社会和就业做出贡献的人理应受到尊敬，但有几个人能像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那样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需要具有变革意识的新一代精英，他们所应具备的不仅是更扎实的个人能力，还应当是更强的责任心、更高的社会敏感性、更多的自觉意识以及人文精神。

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主、金融行业为辅。

最近几十年来的情况恰恰本末倒置——以金融行业为主、实体经济为辅，这为资本主义危机深埋下一个隐患。在此没有必要展开这个问题。只有将金融行业放置到次要位置，才有可能结束这场资本主义危机。这个原则也可以铲除社会不公正这一全球顽疾。

对抗不公正的必然趋势。

还是引用《金融时报》的一句话：“再生资本主义……如今看来不仅缺乏稳定性，更重要的是缺乏公正性”。这事实上代表了一种广泛的不公正感，反映了日益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不仅体现在收入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获得教育、健康和环境等资源的机会上。社会精英对此不闻不问，因而更加重了问题的恶化。不公正绝不能持续，不能成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虽然打击社会不公的主要责任在于政府，但所有公民、尤其是社会精英都应当投身到促成社会公平的队伍中。目前亟待彻底改变的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

重塑对公共服务的尊重和社群感。

在1961年1月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约翰•肯尼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先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这是对公共服务的尊严和义务做出基本的假设。二十年后，在罗纳德•里根的就职典礼上，他也说出了一句名言：“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政府的管理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自此以后直到全球危机爆发，崇尚市场作为、贬低政府职能就成了大势所趋。

我曾在20世纪70年代执教于英国的大学，当时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想成为公职人员；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人却都转而希望成为投资银行家。这样的极端变化并不可取，但公共服务和社会群体确实需要得到更多重视。的确，所有特权阶层都应当义不容辞地投身公共服务。目前更重要的是付出时间。向慈善事业捐献财物确实令人钦佩，但却也是最省事的做法。社会中的优势群体使弱势群体感受到优势，弱势群体才是这个星球的创造者。

回归人文精神。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人文精神边缘化为时代特征，崇尚“实用主义”，尤其重视是商务、会计、市场营销等知识的学习，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原因。这些知识也许有助于某些技能的应用，但却无益于理解这个世界和人文环境。敢于行动的人总是比敢于思考的人占有先机。当然，最理想的还是行思兼备，但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成因一定程度上还是在于行动有余而思考不足。具有变革意识的新一代社会精英不但需要有足够的行动力，还必须有扎实、深厚的知识积淀。想要理解我们期待的人文环境，更多需要学习的是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音乐、哲学、人类学、宗教等方面的知识。这将提升社会精英的个人素质涵养，并成为摒弃社会不公正的必要条件。

创造文明的盛宴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当今世界根本尚未调整到可以应对建设一个地球村的状态。全世界很多地方还充斥着排外情绪。只要看看欧洲正在兴起的沙文主义和人民主义党派以及种族侮辱就明白了。

毫无疑问，从全球视角来看，新加坡学者Kishore Mahbubani呼吁西方采取漠视和傲慢态度的观点理应受到批评。这也是我在坎昆WTO部长级会议上感到非常震惊的一点。随着南半球国家的崛起，坎昆会议上出现了由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组成的新兴经济体联盟，美国和欧盟代表团并没有对此展开思考和自我调整，而是选择了抵制。如果秉持这样的思维方式，真正的理解和切实的谈判议程都将无法实现。

西方社会精英基本上都没有做好全球转型的准备。只有极少数人有过西欧和北美之外的短暂经历，他们基本都不会说中文或其他亚洲国家语言，在非西方国家大学学习过的人更是微乎其微。这也是我们迫切需要改革派新精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需要一群了解这个星球的人，而不是蜗居在星球一隅的人。

漠视非常可怕。在IMD教授行政课程期间，我常常开展我所谓的“全球化知识测试”（globalisation literacy test），测试一般包含50个左右有关全球常识的问题。虽然现在的学生很容易获取大量在线信息，他们也曾有过不少的国外旅行经历，但测试结果却相当糟糕。（我敢肯定，其他商科学校的测试结果会更糟！）

这些问题都只是“全球化101问”的水平，并没有博士研究级的难点。我经常与Dominique Turpin（上世纪80年代我指导过的一名研究日本商业的博士生）探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缺乏好奇心。例如，西方社会精英其实都去过中国，他们听闻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事情，包括知道孔子、孔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以及这种思想近年来的复兴。但当你问及例如孔子生活的年代等有关他的基本问题，却得不到回答。一个人不可能无所不知，但花上十分钟在维基百科上阅读一下有关孔子的入门知识，这又何妨呢？

如果连最起码的好奇心都不具备，我们又如何想象在建设地球村的过程中，我们是否有兴趣了解其他村民们呢？

在创建地球村的过程中，人文精神至关重要。虽然阅读波士顿咨询公司和麦肯锡公司的地区和国家报告有助于了解经济体，但无法使读者真正了解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精神。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精神，不仅需要知道其文化和文明的根源，还需要对其当下的动态和发展有所“感知”。这些可以通过当代文学来了解。还有什么比阅读维克拉姆•塞斯的《如意郎君》更能了解印度（两大亚洲新兴巨头之一）了呢？由此总结出的心得也为我们建设家园提出了要求，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懂得移情。

据《金融时报》报道，去年6月，热爱莎士比亚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英格兰斯特拉特福时谈到了“文学和文化如何能够成为国与国之间的一座桥梁”。许多中国人都曾读过《哈姆雷特》、《李尔王》等作品，但“温总理不知道，有多少英国人知道中国文学里的孙悟空”。该报道补充，“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2000年以上。一些政治家可以在谈判桌上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们并不一定了解彼此的历史。”

也许这篇文字写得长了一点，但是我认为主体很重要，而且对于埃维昂集团和IMD以及所有关注地球未来的朋友都很有关系。一所国际化的商科学校需要拓展全球文化认知、理解和移情。虽然埃维昂集团的议事日程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但同样也建立在强大的哲学信念上，那就是，没有充满活力的地球村，全球市场就不可能正常运行。

专业科学报告和近来越发无常的天气状况，都让人感觉气候变化的脚步日渐加速。为此，各国纷纷开始起草和执行旨在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政策，但其政策力度取决于对该问题的认识程度、承受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应对处理能力和政治意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下以多边主义形式开展国际合作的相关谈判则举步维艰。

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共同管辖体系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佳方式，但在缺乏这种综合性约束制度的条件下，多种政策手段各自为政，杂乱无章。政策效果也往往大相径庭：一些国家采取了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复杂政策，另一些国家正在全力挽救业已消耗殆尽的自然资源，还有一些国家则刚刚开始探讨是否应当采取措施以及采取怎样的措施。

在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各行其道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担心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政策措施可能对其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一直以来，各国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些所谓的“应对措施”。但是，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全体缔约方大会上终于达成了一项切实的成果，即各方同意将相关问题的讨论纳入一个固定论坛中。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支持论坛的设立，因为在缺乏论坛情况下，他们将很难准确评估工业化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

所有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措施中，最有可能以这种论坛形式展开讨论的是碳排放交易体系（emission trading scheme，ETS）中的免费排放限额分配问题。根据此项措施的设计方案，免费排放限额存在着对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经济体内的企业进行补贴的风险，从而强化其竞争力，使得包括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内的国外竞争者处于弱势。

碳排放交易体系与免费排放限额

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手段之一，一些国家正逐步推行碳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主要采取“限额与交易”机制（cap-and-trade system）的形式，规定了体系所涵盖的产业部门的总排放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权或“补贴”，以及一个补贴交易市场。“限额与交易”机制可以节约成本，在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而排放限额不足的企业则可以购买市场上其他企业剩余的补贴份额。

但是，担忧依然存在。如果“限额与交易”机制仅仅作为单边措施，该机制下碳排放成本将改变国内产业竞争力。与受约束较少的国外产业相比，国内产业将因此面临丧失市场份额的风险，而受到影响的企业将有可能选择将生产迁往海外，碳排放则如影随形被带往国外，如此一来，碳排放量并没得到绝对减少。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碳泄漏。

针对有关碳泄露议题，各国政府出台了一些解决方案。目前，在现行和即将启动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向个别企业发放全部或部分免费排放限额，这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手段，这样，企业就可以不必另行购买排放配额。这些免费排放限额将针对碳泄露问题敏感产业，尤其是深受贸易影响的产业，这些产业将因为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推出而成本大大增加。因此，上述企业将被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用免费排放限额来充抵其实际排放，从而避免通过拍卖等方式购买排放限额的成本。然而，免费排放配额仍然对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的企业构成了制约。在实际使用免费限额的同时，这些企业失去了通过出售等量配额来获利的机会，而如果企业能够在使用部分配额的情况下完成其所有排放，就可以实现出售剩余配额的获利。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得到免费排放配额的企业将受此激励而抑制其温室气体的排放。

补贴因素可能会扭曲贸易并影响可持续发展

乍一看，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免费排放限额比边境征税措施来得温和，因此迄今为止，接受免费排放限额的各国政府和产业部门间引起的争论并不显著。诚然，加诸出口的额外碳排放税是可见成本，而竞争对手获得的补贴则更为隐性且难以评价和估算其效应情形相比，更容易引起业内不安。但是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第三国确应对此提高警惕。根据碳排放交易体系以及免费排放限额的分配方式，免费限额在弥补碳排放交易体系内企业的碳排放成本之余还可能构成补贴行为，并为体系内企业增添额外的优势。这些企业因此改善了财务状况，比其国外同行占有更高的竞争地位。

补贴带来了刺激潜在出口，并且/或者降低出口价格等效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都能够感受到这些效应的存在。换而言之，发展中国家将无法适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原则，或是WTO提出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原则。另一方面，碳排放限额措施也不可能专门针对没有碳排放成本的排污企业和国家，而与之不同的是，边境措施则可以通过一定的条件设置，针对个别国家采取措施。由于贸易是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因此阻碍自由贸易的措施从发展角度来说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免费限额除了给体系内企业创造财富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潜在补贴行为。首先，措施存在过度补偿的嫌疑。无论是企业分得的免费排放限额高于其实际排放量，还是企业在获得免费限额的同时已经从消费者那里弥补了排放成本，上述情况都有可能造成过度补偿。一旦发生过度补偿，就会产生暴利，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电力产业曾出现了类似情况。

其次，根据新纳入体系的企业获得的待遇，免费排放限额可能成为一种投资补贴。按比例向企业生产流程中的能源密集环节提供免费限额，将会刺激对碳排放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倾向。各国之间对新进企业缺乏一致的看法，这将导致措施进一步被扭曲。研究表明，在欧盟内部，各国对一家新设联合循环天然气厂分配的免费限额可能存在巨大差距：瑞典给予企业零额度免费限额，而德国则给予企业每立方吨10欧元、总计1100万欧元的免费限额。

第三，这些免费限额可能成为企业在决定是否关闭工厂等情况下，被用作生产补贴。如果工厂关闭就停止派发免费限额，那么产能低效的工厂就会为了继续获得限额而维持工厂生存。如果倒闭企业能够保留享受免费限额的权利，那上述补贴风险就可以消除。最后，如果存在像目前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那样情况，面临各成员国的相同产业之间无法获得同等待遇的情况，那么被优待的成员国产业将处于比其竞争者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如此一来，即使在同一个碳排放交易体系下，各企业之间的有序竞争仍会受到影响。为此，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研究，来阐明此类扭曲措施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总之，免费排放配额可能以多种形式演变为补贴。根据现有事实，研究主要集中在暴利、特别是电力行业的暴利问题，当然，研究也在向着更广泛的产业领域扩展。 然而，进一步分析和预计措施对贸易的潜在影响并非易事。目前对企业层面受到的措施影响，我们的认知尚不全面，需要开展定量分析。而贸易取代效应则需要通过个案来一一说明。

如果碳排放交易体系设计得当，那么许多与免费排放限额有关的潜在负面效应都可以避免。例如，欧盟已经从其第一阶段的体系执行当中吸取了重要教训，并正打算对第三阶段进行大规模改进。体系方案设计的重要性提醒各贸易伙伴国应当提高警惕，并关注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的其他体系。这也说明，由于不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之间存在差异，贸易伙伴需要理解不同体系的细节，这可能需要调动大量资源。这对于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一种挑战。

免费排放限额或将挑战国际贸易规则

WTO协调着国际贸易规则，如果免费排放限额会对贸易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将波及WTO制定的规则。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是专门规范补贴相关事务的协议，因此可以从该协议入手，开展对免费限额的法律分析。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一条规定了补贴的定义。以下情况被认定为存在补贴：

1.)政府提供财政资助（例如，放弃或未征收应当征收的政府税收，或由政府提供货物或服务）

或者

2.)以政府收入或价格支持形式以影响贸易

以及

3.)因此而授予一项利益

正在进行的ICTSD研究 表明，免费限额分配过程中可能确实存在政府支持因素。事实上，免费限额可被视为政府放弃了在其他情况下应当向企业收取的税收，也可以被认定是由政府以财务资助方式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或是某种形式存在的收入支持。

该研究继而探讨免费限额是否会授予一项利益，在接受限额的企业免于支付其所应当支付部分承担的成本时，这种支付应当算作环境损失的价格、税收还是补偿。此项研究非常复杂，存在众多影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确立相关的绩效基准（benchmark）。

接下来一步需要考察，免费限额导致的尚未明确的经济效应是否对其他国家利益构成了负面影响和损害，而最终使补贴不适当，这一点需要法律验证。如前文所述，免费限额对国际贸易和竞争产生的经济效应，特别从长期来看，仍需实证分析证明。任何有关严重歧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法律评估，都只能在实证调查开展之后，以个案形式处理。将免费限额作为政策工具的新趋势也给研究带来了挑战。

例如，可能需要评价补贴是否具有专向性。WTO协议所定义的补贴，特指针对“一个企业或产业、或一组企业或产业”（参见《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二条）的补贴。由于目前可以确定免费限额主要惠及能源密集型产业，因此可以推论，如果免费限额措施构成补贴，那么该措施也具备了《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二条所规定的专向性。

免费限额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构成WTO法律所指的不可诉补贴，该结论并不能成为法律分析的终点。在免费限额支持下的公共政策目标主要为了避免碳泄漏和对抗气候变化，目前需要对这些措施运用的合理性进行法律论证。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没有为免费限额提供直接的法律基础。关注点由此转向了一个系统性法律要义问题：《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二十条规定的一般例外是否适用于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补贴措施，即免费限额。GATT第二十条b小节和g小节规定如果“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以及采取“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可以适用一般例外。

体系设计：设计“最佳实践”

以上提到的免费限额对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措施的设计。例如，排放总量上限、排放目标以及决定免费分配的限额数量等方法，都会使措施产生不同效应。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体系新进成员和退出企业的待遇的措施也至关重要。

以上所做的法律分析本身及其与免费限额的经济影响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措施的设计。

鉴于这一事实，考虑到碳排放交易体系和免费配额的广泛使用，有必要在国际气候和贸易谈判中引入更多的实证分析。开发一套有关碳排放交易体系和免费限额使用的指导原则或“最佳实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有助于确保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有效率和效果，同时降低此类措施负面效应，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需要设立一个论坛来探讨与贸易有关的应对措施

同时，设立一个论坛是极其有帮助的， 以探讨免费排放限额和其他气候变化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特殊影响。的确，诸如气候标签（climate labelling）、国际运输征税或边境碳调解措施（border carbon adjustment measures）等应对措施，可能会对贸易造成影响，随之波及全球发展。

目前，尚未设立任何探讨贸易和气候变化关系的多边论坛。WTO一直以来都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作为处理这一问题的有关主要部门，而许多参与谈判的贸易国也不断抵制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纳入新议题，认为这样可能使注意力偏离多哈谈判框架下原已举步艰难的贸易谈判。同样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也避免涉及有关贸易问题。然而，视而不见不等于没有问题。相反，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各国可能因为问题得不到澄清而继续不采取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或者导致相互之间陷入贸易报复和争端的困境。

如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同意在《公约》框架下设立论坛，那么就可以提供一个讨论与贸易有关的应对措施的场所，并反过来更好地全面把握和理解该复杂的议题。相关探讨应当旨在促进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的有效执行，并避免其对可持续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这一论坛可能实现的成果包括澄清和引导与贸易和气候变化政策多边治理有关的规则制定流程，确保全球可持续发展最优化。虽然还不足以彻底解决贸易和环境变化之间的诸多挑战，但然而却是要迈出的重要第一步。

2011年7月公布的该案专家组报告认为，中国的出口限制不能视为对可用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措施，也不能作为严重短缺资源的管理手段。

美国、欧盟、墨西哥三方于2009年联合发起了针对中国的原材料争端案，此次裁定迎合了大部分人的期待，而该案裁定时的说明将为今后类似的案件提供里程碑式的借鉴意义。

中国针对部分原材料实行了出口关税和配额制度，涉及煤炭、锌、铝土，以及其他一些只能在中国可以获取的原材料。由此导致的出口价格上涨和供给的限制，冲击了国外钢铁、铝、化工及其下游产业。

欧盟预计，中国对上述原材料的出口定价高于其国内供应价格的50-100%，欧盟4%的工业生产活动以及大约5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而受到影响。

欧盟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Karel de Gucht）在一项声明中表示：“此次最终裁定是我们确保欧盟稀缺原材料供应所作努力的巨大成功，它清楚地表明，类似措施不能以牺牲国外竞争对手利益为代价而促进国内产业发展。”

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也对该裁定表示欢迎，并称其为“伟大的胜利”。

他说：“这一裁决确保了核心的制造企业可以获得其所需的原材料，并且公平地与其他企业同台竞技。”

自然矿产资源的耗尽不构成“严重短缺”，不能作为正当理由

尽管申诉方将中国的出口限制措施定性为贸易保护手段，中国坚持认为，由于一些资源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枯竭，因此这些手段是保护可用尽资源和确保其国内供给的必要措施。上诉机构推翻了这些理由而维持了专家组的原判。

在资源富饶的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为其国内生产保障原材料供给的同时，欧盟、美国以及其他WTO成员却更加急切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寻求对这一问题的澄清和解答。

在考察这一关切时，WTO的最高执法机构首次将WTO规则运用到了管理紧缺产品的出口限制上。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11条第2款a项规定了一般数量限制规则的例外情形。该例外条款的原文是，即：“本条第1款的规定不得使用与下列措施：（a）为防止或缓解出口缔约方的粮食或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短缺而临时实施的出口禁止或限制”。也就是说在上述特殊情形下，可以“临时实施”有关出口限制措施。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中国提出，可预见的自然资源枯竭属于上述的“严重短缺”，因此，GATT第11条第2款a项的例外条款也应当适用于对自然矿产资源的长期性预防保护措施。但上诉机构否认了这一点，并认为GATT第11条第2款a项仅仅“适用于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一个必要的过渡性安排而采取的临时措施”。

分析人士指出，GATT第11条第2款a项例外情况有它的特指性，比如粮食或者鱼类等其他可再生的产品，而不是本案中的不可再生的矿产品等自然资源。为什么？上诉机构的报告做了十分精当的解释。该报告说，“假定有一个数量限制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一种可耗尽的自然资源的有限储备量，那么此项限制措施就会持续到该资源完全枯竭时为止”。上诉机构法官补充解释说，因为中国的出口限制措措施针对的是可以耗尽的自然矿产资源，除非长期使用，也起不到“防止和缓解”自然矿产资源严重短缺的作用，所以也不适用上述的例外条款（因为矿产的稀缺不会因为限制出口措施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要实现其保护资源的目的，这个措施将是长期的，但是上述例外条款的规定是“临时”的限制措施，而不是长期的措施。所以一个逻辑的推断就是，该例外条款不适用可以耗尽的矿产等自然资源。

GATT第11条第2款a项不适用于以保护可耗尽的自然矿产资源为目的的出口限制措施，这一结果将成为今后有关原材料贸易的原则，对另一项存在争议的稀土资源则更具意义。

德•古赫已经要求中国“规范包括稀土资源出口政策等在内的贸易制度，使之符合WTO规则”。

GATT第20条不是退路

上诉机构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GATT第20条对《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节的适用性，该节规定中国应当取消所有出口关税。该案的专家组已经否定了GATT第20条的适用性，而上诉机构则确认了这一裁定。

上诉机构指出，涉案的《中国入世议定书》小节中并未特别提及GATT第20条，因此不存在适用性。

上诉机构法官表示：“如果有意援引GATT第20条，那么第11.3节或《中国入世议定书》的其他地方就应当包含相关措辞。”

GATT第20条是否可以在GATT之外的其他协议范畴下成为成员国采取措施的正当理由，贸易观察家们对此一直存在争议。

许多人提出应当将GATT第20条作为“退守选项”来解决环境与贸易的交叉问题，而不是在某个单独的WTO法规项下零散地解决。该问题尤其关系到新近加入WTO的成员在其入世议定书中做出的“超WTO” (WTO+)承诺。

虽然上诉机构谨慎地就事论事，没有将GATT第20条的适用性问题做出具有广泛意义的结论，但此次的裁定对今后的案件将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正在进行中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可再生能源回购电价计划案，及该案措施与WTO反补贴协议一致性的问题。

对于正在进行入世谈判的国家来说，此次裁决意味着他们将必须确保GATT第20条被援引到其入世议定书中为了环境、资源保护、人类健康、公共道德所可能采取的所有措施中，此事显然工程浩大。

另一种方案是将GATT第20条整合到入世议定书的“保护伞条款”（umbrella clause）中，但相关谈判可能会很难开展。

中国在得知裁定之后的一份声明中提出：“中国认为，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同时，WTO规则允许其成员采取必要手段达成保护环境和可用尽资源的政策目标，因此必须寻找到一个可以平衡各项政策目标的解决方案。”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将在30天内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正式定案。随后，中国将必须在合理期间内将其措施调整至合规。

引言

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大萧条加剧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分歧，尽管分歧尚未形成一条鸿沟，但却仍在不断加深。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两国都从贸易、投资和储备的大规模扩张中获得了收益。2001年，两国双边商品贸易额为1290亿美元，到2010年则达到了6670亿美元，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几近500亿美元，中国的官方外汇持有量（以美元资产为主）从2000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5万亿美元 。十年来，中国受益于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而这十年间，美国则通过放松信贷并保持低通货膨胀率而刺激经济增长。

实践证明，这些收益好得过了头。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和产能过剩成为中国的核心问题，而美国则面临着惊人的债务-GDP比率以及令人担忧的失业问题。美国人批评说是人民币价值低估导致了中美两国的贸易严重失衡。同时美国也受到中国强有力的经济模式干扰，包括对自主创新技术的重视、对高科技产业的补贴，以及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薄弱。知情的中国观察家把美国贸易赤字归因于其巨大的财政赤字，并且认为中国的产业和创新政策对发展中经济体起到了必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本文中，我们分析中美经济关系的三个紧张态势，如果这些冲突不能提前解决，我们建议制定一些应对政策。总体来看，这三个态势分别是巨大的贸易失衡、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品牌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坎坷前景。

巨大的贸易失衡

最重要的紧张态势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巨大的贸易失衡，其中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又是一个重要的部分。2001至2010年的过去十年间，中国对全球的累积贸易顺差额达1.3万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顺差占1.1万亿美元。 虽然近来贸易失衡有所缩小，但萧条时期全球经济的持久特性并不会保持下去。 尽管中国官方预计2011年的贸易顺差为1000亿至1200亿美元，但美国报告的数据显示中美贸易失衡可能达到2500亿美元。 遏制贸易失衡需要大幅度改变中国同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这种改变首先要从美国开始。同时还需要对国民储蓄和投资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失衡首先是财政和货币方面的问题，须由为解决此种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来调整。我们认为，WTO的职责不是管理汇率和调整公共财政，我们不应要求其解决巨大的贸易失衡问题。

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存在着很大差距，此种差距表现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小这个差距的方法之一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这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成本。在美国，尽管各州财政独立核算，但储蓄不足仍是联邦预算的核心问题。就目前来看，美国的财政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其特点是赤字失控，正如Herbert Stein坦言：“如果一件事情不能持久，那么它将会停止。”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呼吁停止赤字，但是要预测时机和明确财政职责的特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只有当危机来袭时吗？通过大幅削减开支吗？或是通过大力增加税收？中国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和私人储蓄过多，一方面是由于对退休的恐惧，另一方面是金融压抑的结果。中国领导人希望可以过渡到高消费的模式，但到目前为止尚未配套出有效的财政政策。 或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新领导班子的领导下能加快制定出建设性的政策。过去的事实无法让人们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促使中、美两个大国做出正确的举动。但是在当前全球失衡问题严重、中美两国财政政策失灵的背景下，此次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

为了迎合财政政策改革，汇率必须调整以使世界市场上的中国出口产品更加昂贵而美国出口产品更加便宜。Cline和Williamson估计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均衡汇率是1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与现行的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的汇率相比，人民币尚有25%的升值空间。 很显然，汇率政策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权范围，但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胜任这项工作。令人沮丧的是，许多美国立法委员呼吁对中国进口品全面征收报复性关税，或征收反补贴税来抵消对人民币的“补贴”。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实施，必将会触犯世界贸易组织的规章制度，演变成特大贸易争端案件，这对世界贸易组织是极其不利的。

因此，如果国际贸易基金组织继续推卸责任，我们有一个备选建议。美国应该声明，除非中国让人民币快速升值以使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根本消失，否则美国将对中国官方机构持有的美国证券所应支付的利息征收代扣所得税。由Gagnon和Hufbauer起草的这项政策须在取消中美税务条约和制定适当合法的措施六个月后方可实施。 长时间的准备期传递了一个可靠的信号，即中国会首先回应税收的实际执行问题。美国财政部有一个确定操纵汇率情况的半年期程序，其尚未宣布中国操纵汇率，但是其最近的年度报告接近此意。在提出预扣税的建议之前，应在下次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并对未来的代扣所得税进行一次预演。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品牌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品牌造成了一系列的紧张局势。即使巨大的贸易顺差消失后，这些状况可能仍将持续。这种品牌体现在对自主创新的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国家补贴和知识产权执法不力。中国品牌在一些方面似乎与WTO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不符，但是我们认为，WTO在2001至2010年中国入世的第一个十年间成功解决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这表明尽管未来的争端似乎比以往更激烈，但WTO仍有望控制由中国品牌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

自中国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向美国提起了6起诉讼，应诉案例11起。在中国申诉的案件中，主要针对特殊进口产品的边境措施。相反，美国起诉中国的多是国内政策，如旨在支持中国工业的优惠税收和融资方式、垄断行为以及知识产权执行不力等等。美国还邀请WTO其他成员国加入申诉中国的行列，而中国则独立、积极地应对美国的挑战。一般地说，中国被美国投诉的大部分政策都是为了保护新兴产业，而美国被中国投诉的政策则旨在保护发展成熟的产业。

近年来，中美两国互相提起的案件开始增多，自2007年来平均每年达3到4起。争端结果既有达成谅解备忘录，也有按照上诉机构裁决书执行。总之，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能够应对未来十年较大挑战的有效机构。

中国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的大力支持体现出未来将会遇到的更大挑战。作为中国科技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依照相关标准对竞标政府采购合同的生产商进行审核，以从中做出最佳选择。《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并不会明确声明只有国内生产商能享受到这种优惠待遇，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实施的。2011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双边战略经济对话中，中国向美国承诺，中国政府采购不会对外国的供应商不利。时间将会证实这一承诺是否能够兑现。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享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补贴，这有利于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这些行为将会成为今后几年WTO争端解决案例中的利器。

中美贸易关系中另一个热门话题是知识产权。对侵犯版权和专利权的定义非常模糊，更不用说什么是刺探情报了。但是微软总裁Steve Ballmer近来指出，尽管中美两国市场上个人电脑的销量近乎相等，但微软从中国市场获得的收益只相当于美国市场的5%，由此可见中国市场的盗版行为非常猖獗。 另外，许多美国公司，特别是著名的谷歌（Google）公司指出，中国黑客的行为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一起WTO争端案例中，美国成功地对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中关于授予电影制片版权方面的内容发起了挑战，但是如何合法执行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近些年来中国法庭已经裁决了很多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例，但违反WTO规则的行为仍层出不穷。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接踵而来的WTO争端案件可能逐步地引导中国更好地遵守规则。

然而，美国面临着一项战略性选择：是通过追究一桩接一桩的知识产权案例来获得补偿，还是就《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3条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发起全面的诉讼。我们认为，前者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较小，理应作为首选。相应地，我们将继续保留对第23条的方案，至少到首选方案失败。但是，如果美国最终决定起诉第23条，应该将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作为附加条款提出，这会破坏中国在WTO体系中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贸易自由化前景坎坷

目前中国是完成多哈发展回合过程中的特殊阻力。自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其出口成品获得的巨大利润是前所未有的。到2009年，美国进口成品中的20%和世界进口成品中的10%均来源于中国。 Mattoo、Ng以及Subramanian曾提出，中国作为世界出口巨头的角色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不愿降低其适用关税，他们担心中国的成品将会进一步大量涌入，特别是在中国有意降低其汇率之后。 同时，美国和欧盟要求中国开放其服务业中的商业存在（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模式三），并将关税降低到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平均低于4%的水平。尽管中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做出让步还是极不情愿的。

总之，即使多哈回合总算达成了些许共识，但实现中国与全世界（包括美国）之间的相互贸易自由化前景似乎还非常坎坷。一种可能是中美两国各行其道，制定自己的优惠贸易协定。美国很可能把赌注放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TPP）上，试图吸引TPP项目中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太平洋国家。中国可能将发展优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PTA）的全球脉络，把重心放在其周边的亚洲国家。实际上，煞有介事的中日韩（中国、日本和韩国）优惠贸易协定仍然悬而未决。

另一种可能是，在后多哈时代，WTO谈判将集中在各种“俱乐部”里，就像政府采购协议一样，只有愿意接受“俱乐部”规则的WTO成员之间，才能享受相应的自由化。例如，“俱乐部”可以由同意环保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成员国组成，或由不同意对化石燃料进行补贴的成员组成，或由同意对一部分服务贸易实行自由化的成员组成，也可以由对某种产品规格达成共识的成员组成。中国可能会加入其中的某些“俱乐部”，美国会加入另外的一些，但是，找到能使中国和美国共同受益的“俱乐部”并不容易。

结论

在随后的十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可能会有选择性地实现自由化。但这只能是各国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单方自由化政策，或优惠贸易协定自由化的背景下采取的自由化政策产生溢出效应的结果， 而不是在WTO框架下中美两国互惠的自由化，以让步换取让步。

WTO在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作用将会是争端解决机制的角色，并处理未来有关中国资本主义品牌的棘手案件。另外，中国当然也会应对美国超越WTO规则的行为提出挑战。

至于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间巨大的贸易失衡问题，应当由人民币升值、美国财政纪律和中国的消费支出共同解决。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使特权，将会有力地促进两国采取重大举措来控制不利的失衡状况。不容忽视，最糟的结果可能是巨大的失衡将会导致种种贸易限制，从而给多边贸易体系造成严重和永久性的破坏。

一、简介

2010年，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年，中国重夺全球领先制造大国地位，把美国赶下了盘踞110年之久的最大货物生产国宝座。 中国的总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位居世界第一 ，其外汇储备在2011年1月达到2.6万亿美元，亦为世界之最。 总之，中国的崛起导致了传统经济强国，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相对衰落。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面临着许多重大的发展挑战。即使到2050年中国可以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其人均收入仍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其次，对生产增值的最新研究表明中国（作为生产流程的最终组装者）对其最终出口产品的价值贡献很少，因此贸易流量的数据需要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角色。最后，应该纠正各方对中国占有非洲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贪婪印象。事实证明，与主要工业经济体相比，中国在非洲只是一个很小的投资者。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中国转变为全球供应链生产的核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两个显著影响：首先，由中国作为生产和装配终端所创造的巨大需求增加了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反过来，这种变化使得贸易条件的变化不利于低附加值产品。因此，生产煤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以及生产大豆等农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获益颇丰，而那些生产纺织品和鞋类等低附加值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则损失惨重。此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加剧了低附加值生产层面的竞争，在这些产品上与中国直接竞争的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和就业方面承受了巨大损失。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新角色既给非洲经济带来了新机遇又带来了新挑战。然而，中国的崛起也对其与非洲的经贸关系提出了重大挑战。中非之间的贸易模式与非洲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极为相似。因此，这一贸易模式很容易重蹈上世纪非洲和发达国家之间那种不对等和失衡贸易模式的覆辙。此外，中国作为低附加值产品主要生产者的崛起以及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都给非洲国家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挑战。

本文呼吁形成一种新型中非伙伴关系——一种较之主要发达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内对非洲的发展所形成的挑战，更平衡、更公平和更灵敏的伙伴关系。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非洲中产阶级不断上升的消费能力和高增长率为中国提供了契机，可以在未来十年内与非洲建立更可持续和更互利的关系。非洲和中国必须都抓住这一机遇。

二、关于中国崛起的神话和误解

中国崛起创造了更有益的经贸关系，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机遇，非洲需要区分主流媒体和文献中关于中国崛起的叙述，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有关中国崛起的三个严重的误解加以解释和澄清：首先，尽管中国崛起，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贫穷，因此中国与非洲面临着许多同样的发展挑战；其次，虽然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其出口商品价值仍相对较低；第三，关于中国控制非洲资源的问题，需要以中国只拥有非洲资源的很小份额这一事实来判断。

i）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仍然贫穷，其面临的发展挑战仍然很大

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和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等，还面临着与发达国家承担相同责任的压力。然而这些要求在被加之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时，没有人意识到上述国家仍然贫穷，其面临的发展挑战依旧巨大！目前大约有1.5亿中国人仍生活在每日1美元的贫困。

以中国为例，仍有36%的中国人日均生活标准不到2美元。若美国要求这些经济体与美国同场竞技，至少还需要50年的时间。近期一些有关全球增长前景预测显示，即使2050年之前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的人均GDP仍将是中国的3倍、印度的8倍有余。

然而，这些预测指出，即使一些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经济在未来40年内呈指数倍增长，非洲人均收入仍远低于中国，到2050年还不及中国的一半。 该研究提出，相对中国（及印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可能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包业务目的地上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因此，中国和印度可以成为非洲主要的原材料和基本制成品的出口目的地。

ii) 不应将中国的高出口额与其出口价值混为一谈

中国的高出口额已在许多方面引起各方警觉。但是，实际出口附加值只占中国出口总价值的凤毛麟角，其出口价值的绝大部分由中间产品构成。最近一项研究指出，美国、欧盟两大经济体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如上所述）被夸大了，因为其中没有考虑到大部分从中国出口的价值并不源于中国。 该项研究指出，如果亚洲地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产生的附加值也被算在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值中，那么美国与中国2008年的贸易逆差应减少约40％。

这一分析也可用来解释苹果iPhone的案例。该研究发现，“即使在中国制造设备，当地产生的经济附加值也非常低”。 虽然中国从包括日本、德国、韩国在内其他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并完成最后组装，但中国在iPhone案例上对美国贸易赤字的贡献度不到4%，而日本要占到35％，不过日本的这一数据通常不包含在统计中。

iii）中国仍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对非洲资源投资国

近来中国对非洲的资源投资数量猛增，这一现象却使外界造成了中国企图“殖民”非洲的假象，而事实上中国只是希望通过这些投资从一定程度上确保其经济高速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况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依然相对较少，对非洲的资源投资占其总投资的份额也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调查估计，201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13万亿美元，其中大约1万亿（确切为9690亿美元）来自于发达国家，大约3000亿美元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中有70%流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对外投资国。 2010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增加到了680亿美元，而1990年时候还不到10亿美元（大约为9亿美元）。 相比之下，201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为3250亿美元，是中国的4倍之多。目前，发达国家在非洲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方面都占据了多数。2008年发达国家占了非洲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1.6%，然而发展中国家所占的存量比例仅为7.4%。

三、中非贸易

中国的对外经济和贸易关系发展得相当迅速。1964年，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贷款占非洲接受国外贷款的53%，20世纪70年代又资助坦赞铁路的修建工作，该铁路从赞比亚的铜矿产区一直延伸至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FOCAC）形成以来，双边关系迅速扩大。该论坛每三年举办一次部长级和主席级会议，为在更多领域提高对非洲的支持做出承诺：包括向最不发达国家开放95%市场、提供优惠贷款和资助、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慷慨的债务减免。

非洲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1995年的2.2%增加到了2008年的3.3%。 中非贸易价值在2000年至2008年间增长了将近10倍，到2008年达到了930亿美元。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非与中国的贸易结构同中国与其他非洲国家的情况相类似：出口到中国的主要是矿产资源和其他初级产品，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 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非洲对外贸易总额中占11%，也是该地区最大的进口商品来源地。

非洲同非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来往也从1995年的19.6%提高到了2008年的32.5%。其他发展中国家与非洲贸易额的增加使得非洲与其传统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有所下降。欧盟在非洲的贸易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5%下降到了2008年的40%，中非贸易的扩大是这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降低了其工业产品的价格，促使对低价产品的需求上升，同时提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产品的购买能力。其次，对工业制成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提高了对工业品生产投入的需求，也推高了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例如煤、石油、基本金属和农产品等。大量的大宗商品生产国，如巴西和阿根廷等，因此从这种价格上涨中获利匪浅。

同样地，非洲国家与日俱增的财政收入支撑了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基础建设发展需要的财富，并且减少了贫困。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低端工业产品价格降低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改变。生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得益于这种改变，而那些生产服装和纺织品等低端工业品的发展中国家，如南非、莱索托、毛里求斯和另外几个非洲国家，则不得不与中国同台竞争，因而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国民失业和工厂倒闭问题。

四、中国在非洲的新机遇

中国的崛起给非洲带来了至少五大新机遇：新的融资来源、新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充满活力的新兴动态出口市场、新形式的发展伙伴关系以及非洲在全球治理方面日益增强的话语权。

融资

中国是向非洲提供南方援助（Southern Aid）的主要国家，2006年的援助金额估计占到南方资金流的83%，约合23亿美元。 这项资金支持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2007年援助金额估计达47亿美元。援助主要涉及的产业有电力部门、运输和信息技术产业，主要受益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苏丹。 在之前召开的多次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都做出了给予非洲国家债务减免和取消逾期债务偿还的承诺。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承诺取消非洲价值13亿美元的债务偿还，并在2009年中非合作上再次针对2009年到期的债务重申此项承诺。

外商直接投资

对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从1985年的24亿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876亿美元。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非洲吸收的资金所占的比例从1985年的4.4%提高到了2008年的5.2%。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主要的对外投资国。相比1990年对外投资9亿美元的水平，2010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达680亿美元。 在这股投资浪潮背后，有利的投资环境、推高的商品价格以及高速的经济发展都成为了驱动因素。目前，非洲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份额仍被发达国家占有。2008年发达国家占有非洲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1.6%，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上升到了7.4%。南方国家在非洲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中的份额逐年增加，2000年到2008年间增长了20%。

虽然中国投资者“寻求商机”的动机日渐显现，但其主要资金还是集中投资在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南非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占到非洲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 40%。

出口市场

自2001年以来，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发展呈指数式增长。2001年中国对非洲的出口额为59亿美元，到2010年，这个数值增长到600亿美元。与之相似的情况是，2001年中国从非洲进口额为48亿美元，而2010年增加到了670亿美元。因此，2010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逆差达60亿美元。南非与中国的贸易发展也显著增长，2001年中国出口到南非的贸易价值为10亿美元，到2009年已经上升至74亿美元。同样地，中国从南非进口的贸易额在2001年为12亿美元，2009年则上升为87亿美元。所以，2010年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经济体——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一方面通过增加资源产品的需求，提高了非洲资源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是这些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非洲出口中国的价值量呈指数式增长，然而这种贸易模式会加大非洲与发达国家间现有贸易格局的不平衡性。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是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矿产品精加工和农业加工投资、工业发展和扩大出口能力，来改善非洲产品生产和出口产品并使其种类更趋多元化。

发展伙伴

中国的迅猛发展和创新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学习的经验，也在传统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基础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战略空间。中国的经验已经证实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指导和引领自身的生产力发展、发展策略，并消除贫困。在未来的几年中，技术支持和发展经验的分享对非洲的发展极其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参与到这些事务中。2009年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做出承诺，要同非洲分享其在气候变化、科学技术、消除贫困、中小企业、农业技术和卫生等方面的经验。

全球治理

中国的崛起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谈判实力，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气候变化谈判等多个领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时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的自信。中国扮演了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为在世界贸易组织制定更公平、更平衡以及利于发展的贸易规则而斗争。为了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项下更大的灵活性来争取更多低价药品，中国携手印度、巴西、南非和肯尼亚进行谈判。并且，中国与巴西、印度、南非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了WTO中最庞大的发展中国家联盟之一——G20国集团，旨在争取一个更公平的农业贸易制度。当中国完全有理由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更多压力来降低灵活性以保护发展中国家不受中国出口打击时，中国应发展中国家需要，选择了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的灵活性。

另外，总的来说，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力求改革WTO使之变得更加透明、更负责任、更具有代表性（如：预算委员会的多样性提案），以及更有利于发展（如：支持制订更公正的最不发达国家入世规则）。这样中国通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联盟（如G20国集团和G33国集团）中扮演积极角色，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实力和能力。

五、 中非贸易对中国的挑战

21世纪，中国与非洲建立新型发展合作关系至少面临三项重要挑战。首先，需要中国的资金援助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来减轻非洲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其次，需要中国支持非洲精加工出口的发展。第三，需要中国控制与非洲制造业形成竞争的低端制成品的出口。以下我们将讨论这三项挑战。

减少非洲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中国对非洲基础建设的支持通常以获得自然资源（苏丹、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刚果的石油；几内亚的铝土矿；加蓬的铁；津巴布韦的铬和加纳的可可粉）为支撑。 但是目前仍然不清楚这些投资对于增加自然资源的多元化和精加工是否有帮助，抑或会使这些国家更加依赖这些自然资源。因此，这一挑战是指援建基础建设的资金援助，是否也能够资助区域项目、降低交易成本，并加强区域经济体的相互联系，以及刺激非洲各国贸易和投资流的扩大。

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在自然资源和基础建设，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投资将会进入金融（例如南非标准银行）、轻工业、农业等行业。2008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占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2%。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拥有巨大的投资金额。所以，提高中国对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巨大，这些投资将更好地与国内经济相联系，集中刺激国内生产力，成为创造就业机会、鼓励区域一体化的纽带。

提高非洲精加工产品的进口

中国一方面通过增加资源产品的需求，提高了非洲资源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是这些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价值呈指数式增长。然而，这一贸易格局重蹈了非洲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格局。这一挑战将从生产和出口产品的精加工和多样化开始。

中国最新出台的2011年至2015年 “十二五规划”中，刺激国内消费增长是一个重要部分。这一转变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启示。对非洲而言，中国消费力的不断增长将为其提供巨大的商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已有454种产品享受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先权。到2013年，享受优先进入权的产品将会增加到接近5000种，这将为非洲出口商抢占中国市场提供巨大商机。为了避免重蹈过去几十年里非洲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不公平贸易格局的覆辙，中短期内中国需要积极鼓励和支持从非洲进口更多增值制成品。

中国已经资助了七个非洲特别经济区，然而，问题在于要确保这些特别经济区不仅能够获得基础建设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而且能够获得一个促进附加价值生产的平台，包括一些技术和技能转移、创造就业机会和培养能力。

控制对非洲国家的低值产品出口

大宗商品和制成品相对价格的改变使得贸易条件变得不利于低端产品制造商。同时，中国依靠其低工资、高产量和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了更多的竞争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现无论在其本国市场，还是在第三方市场都很难与中国竞争。有些非洲国家仍然在生产低端制成品，如服装和纺织品。这些产品不得不与中国产品竞争，结果导致了大量的失业和工厂倒闭。

从更长远来看，随着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中国可以开始转移一些供应链，并转包和外包部分产品的生产。中国的一些服装生产已经开始向孟加拉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迁移。 其中部分生产也可以向非洲地区转移，输出其生产能力、培养人力资本、创造就业，并提高非洲国家的福利。另外，投资基础建设、给予价格适中的贷款，还有为中小企业提供培训等，都将会帮助当地构建其生产能力。

六、 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的崛起为非洲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机遇。然而，中国更倾向于专注通过提供可选择的融资形式、支持直接投资基础建设和生产制造，以及提供减轻非洲贫困的发展援助，来促进本国出口和确保原材料供应。 另一方面随着其丰裕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以及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加，非洲对出口者和投资者来说变得越加充满吸引力。非洲可以利用其上述优势与中国协商建立更加互惠互利的关系。

中国可以和非洲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一种并非加强依赖而是培养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将会促进非洲发展进步，帮助非洲经济与世界经济重新融为一体。这就是寄托在世界新领袖——中国身上的真正考验。如果中国在这一历史性挑战上获得成功，那将会对减少世界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不仅使非洲，而且使全世界更稳定、安全、和平。

一．中国作为贸易伙伴的总体状况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巴西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发展状况。

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崛起的速度着实惊人。事实上，每天都有关于中国如何影响全球事务的文章和报告，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我将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阐明中国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自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进程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并当之无愧地成为同一时期世界上GDP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因此，在2010年，中国赶超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领头羊”， 取代了美国占据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位置。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以购买力平价法为基础测算，中国将会在2016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预测，以市场汇率为基础测算，中国将会在2020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此外，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下，中国已经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让中国的变化更加明显，这些变化不仅涉及内部改革，还包括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和遵从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和纪律而做出的改变。其经济已经从运行有序的多边贸易体制中获益，并且中国也在进行中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中国已经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主要参与方。

二．双边贸易：现状和模式

双边贸易往来在过去十年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32亿美元攀升至2010年的564亿美元。中国目前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巴西出口总额的15.2%，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4.1%。2010年，巴西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约为52亿美元。

2011年，双边贸易往来扩大的趋势丝毫没有减弱。2011年1月到5月，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278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4%。在今年前五个月，巴西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为3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93%。

由于2010年出口形势表现良好，因此巴西出口到中国的前三种商品总体价格有了大幅度提升，分别是铁矿石、大豆及其制品和石油产品，全部都是大宗商品。三种产品的出口总额占到2011年前五个月巴西对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86%。

这一趋势反映了巴中两国双边贸易的系统模式，其特征是巴西向中国出口大宗商品并向中国进口工业产品，特别是机器、设备、电气材料、核能设备与反应堆。这些产品占到了去年巴西向中国进口总额的53%。

这一双边贸易模式表现了巴西在大宗商品贸易，特别是食品贸易中的较高竞争力，也反映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购买力的增强所带来的大宗商品需求的增加。2010年，中国对于一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在全球需求中所占的份额如下：i）大豆（65%）；ii）铁矿石(54%)；iii）煤矿（47%）；iv）铜（38%）；v）石油产品（10%）。

相反地，巴西从中国进口工业产品主要是由于：第一，由相对较低的成本结构所带来的中国工业固有的全球竞争力，加上大量投资而致的高效出口基础设施；第二，巴西货币的升值及其对工业部门竞争力的负面影响；第三，基础设施的缺乏增加了巴西的生产成本；第四，过去几年中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进入市场，因而形成对工业产品需求的上升；第五，巴西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食品，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在巴西的进口商品清单上。

三．目前巴西国内的争论

虽然在过去几年间贸易往来增长迅猛，中国和巴西两国都彼此从中获益，但巴西国内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于目前双边贸易模式的担忧，特别是那些能够更直接受到中国产业竞争力影响的部门。

这些关注通常突出表现在以下因素中，例如：

•中国异常高的出口增长速度；

•中国出口对进口国原本占据的传统工业部门的渗透；

•出口产品只集中在一些大宗商品上；

•中国的出口产品集中在高附加值的产品上

•巴西农业和矿业领域的投资大部分是以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模式；

•注册在巴西的中国公司也在巴西市场上形成竞争，其中一些公司的投资方还是国有企业，拥有更低的成本投入：这些均被认为引发了不公平的竞争。

当然，正如设想地那样，中国方面也同样有其不满，其中一点就是巴西针对中国产品与日俱增的反倾销调查。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在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十分正常。当传统的贸易模式面对贸易发展的新趋势，适应新趋势的过程将可能是曲折和非线性的。这不应该成为两国气馁的理由，而是共同努力和紧密合作的动力。

四．结论

巴西和中国将继续鼓励双边贸易和投资，并采取旨在促进其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胡锦涛主席于2010年4月访问了巴西，并签署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2010 年至2014 年共同行动计划》在内的一系列协议，这标志着两国在加强许多相关领域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最近，巴西总统Dilma Rousseff于去年四月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恰逢胡锦涛主席访问巴西一年之后。在两国领导人峰会上，双方就增强对话和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的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巴西和中国正在通力合作寻求一个平衡且公平的多哈回合谈判成果。双方对于目前阶段的事态都非常失望。尽管如此，两国都会把握机遇，促进双边贸易往来，加强南南贸易与合作。

该会议是争端解决会议（Talking Disputes）系列之四，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由有关专家、代表等参加并就议题进行积极讨论。

阅读会议更多内容：http://ictsd.org/i/news/dialogue-chinese/124587/

为期三天的会谈结束后，本届部长级会议主席、来自尼日利亚的Olusegun Olutoyin Agang对本次部长会议进行了总结，并勾画了各成员心中的未来。

“新”议题还是多哈依旧？

大会主席提出，贸易部长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打破长达十年之久的多哈谈判僵局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各自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以巴西、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长期存在的分歧被广泛指责为使得谈判停滞不前的症结。

鉴于多哈谈判目前的困境，许多有关贸易问题的对话已将注意力转向如何确保和维持WTO在多边贸易体制领域的实际存在的意义。

一些成员建议WTO引入新的议题（例如气候变化、食品安全、贸易和汇率、能源问题等），从而保障WTO与时俱进，并维持它的威信。这也是过去一周内一些部长反复重申的一个观点。

部长会议主席Aganga在闭幕式上也指出，另一些部长对开始新的谈判议题仍“有所保留”。这些部长们担心，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谈判议题的选择性，而且新的议题会将各方注意力从悬而未决的多哈议程上转移开去。

大会主席说，许多部长建议由WTO现有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些新兴议题，“只要新议题符合这些委员会的正常规则和程序，并在各自的授权范围内开展。”

WTO总干事拉米在17日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饶有兴趣地发表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讨论某个议题与就某个议题开展谈判，两者之间不尽相同。这一说法些许冲淡了担忧情绪。他继续补充道，讨论新议题并不意味着旧议题会被取而代之。

他强调：“在WTO规则下，如果没有得到所有成员协商一致的授权，新议题谈判就无法开展。”

多哈回合有没有容易摘到的果子？

大会主席指出，许多成员对谈判僵局“深表遗憾”，但与此同时也重申将恪守对谈判授权的承诺。大会主席在总结中特别提到：贸易部长们表示对新的谈判方式保留开放态度。这是美国特别敦促的。

但是，大会主席也指出，一些部长对诸边谈判方式“保持强烈的保留意见”。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倘若有国家放弃通过所有成员努力来达成一致的途径，换而在小集团内部订立一系列协议，那么多边贸易体制将被严重削弱。

大会主席说，一些部长强调有必要先行确定可以在短期内达成协议的议题范围。而另外一些部长则呼吁，尊重多哈回合谈判授权和“一揽子协议”的原则，。

一位贸易代表告诉《桥》刊记者：“所有议题都是整体协议的组成部分，因此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既采摘到容易拿到的果子（相当于早期收获计划），同时又能确保其他议题的达成。”

根据主席声明，各成员贸易部长们强调了发展议题的核心地位，并指出有必要优先考虑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利益，例如今年会议上西非若干贸易部长再次提及的棉花问题，该议题已经历八年之久的谈判。

拉米在会议结束时的记者会上说，此次部长会议上，非洲棉花出口国从其他成员那里获得了市场准入和发展援助方面的新承诺。“这是意外的收获，”他说。

主席声明提到，许多部长敦促其贸易伙伴承诺“冻结”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由农业净出口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在这一问题上更是旗帜鲜明。然而，其他成员，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则强调，为实现其经济和发展目标，他们有权在与WTO规则相一致的政策空间范围内采取措施。

大会主席也指出，此次部长级会议期间许多部长也都敦促其贸易伙伴不要针对世界粮食计划署Aganga（World Food Programme）的粮食援助施加出口限制。这是对应主要经济体领导人11月在戛纳举行的G20集团峰会上的措辞。

就粮食安全问题，主席声明中提到，一些部长支持开展有关贸易和粮食价格波动的工作计划，该计划将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

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决议

12月17日，各成员贸易部长一致通过了一项豁免权，使得WTO成员可以在偏离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条件下授予最不发达国家更宽松的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件。

十年来，最不发达国家一直认为，相比其他国家服务贸易和服务供应商，WTO应当允许其成员给予最贫穷国家更优惠的待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说服各成员放弃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核心原则，即平等对待所有成员的义务。

虽然各成员可能会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成员之间采取区别待遇，但所有优惠措施必须惠及全部最不发达国家。除市场准入外，豁免权还包括纳入其他优惠措施的可能，不过这些优惠需要事先得到服务贸易理事会批准。

谈到优惠措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潜在价值，国际反贫困律师和经济学家协会（International Lawyers and Economists Against Poverty，ILEAP）执行理事David Primack暗示，豁免权本身仅仅是一个机制，这个权利的实质性商业价值很小。

他认为，此项优惠待遇潜在的商业优势有多大，取决于最不发达国家服务供应商能够运用新市场准入机会的优势，以及优惠措施授权国是否具备政治意愿，给予最不发达国家有实际意义的优惠措施。

他补充说，如果具备这些条件，豁免权对最不发达国家服务业投资的潜在促进作用将十分显著。

向最不发达国家服务供应商提供优惠准入措施的国家必须将措施详细通报给服务贸易理事会，理事会将每年审议通报，并论证豁免权存续的例外情况。

最不发达国家入世

一直以来，申请入世的最不发达国家都抱怨贸易伙伴总是要求其承担超越其能力范围、以及超出已经入世的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接受的承诺。

这些国家经常指责不透明的谈判过程，声称双边谈判是在缺乏多边机制监督的条件下闭门举行的。

部长级会议就最不发达国家入世问题的决议认为，WTO各成员应承诺在2012年7月之前制定出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的基准条件。在货物贸易方面，该基准很可能要以现有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入世后的平均关税水平为基础。

确定服务贸易自由化基准将会有相当难度。但是，入世候选国目前的开放水平、涵盖的服务部门以及所需的监管力度等因素都在考虑范围内。

此外，双边谈判将辅以多边机制监督，从而提高入世进程的透明度。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定过渡期

第三个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的决议涉及WTO知识产权规则的适用。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豁免权将在2013年7月到期；然而，他们将会提交一份具有“合理动机”的延期请求，TRIPS理事会已指示将予以“充分考虑”。

其它决定

部长们还通过了有关电子商务、TRIPS非违反之诉的决议、有关弱小经济体的工作方案，以及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第四次考核结果。

欢迎萨摩亚和黑山共和国入世

12月17日，与俄罗斯入世议定书获准仅时隔一天，WTO迎来了萨摩亚和黑山共和国的加入。

黑山共和国总理Igor Lukšić说，黑山共和国七年前开始其入世进程，入世将使全世界更加关注黑山的国际事务和贸易。

同时，经过13年的等待，萨摩亚成为了自1995年以来第五个入世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入世仪式上，拉米强调了最不发达国家入世所面临的困难，并指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可以使萨摩亚等类似国家具备贸易规则的谈判能力，对其必不可少。

他补充道：“我们已经了解到，最不发达国家的入世规则可以也必须进一步简化，从而帮助你们加入WTO这个大家庭。”他评论说，太平洋岛国成员的加入将为WTO成员提供一个“改善上述领域的积极合作伙伴”。

成员质疑程序性问题

12月15日，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五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大会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了在高层会晤前的协商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排他性和不民主的做法”。

他们认为，会前已经通过的政治指导文件“仅仅代表了一部分成员的意见”，因此将其排除在了协商一致之外。

然而，大会主席告诉记者，这五名成员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他解释说，这些国家“当然明白他们并不是在破坏已经达成的共识”。

厄瓜多尔贸易部长Francisco Rivadeneira，在全体会议发言中提出要求，在未来的任何决策制定或谈判过程中，“任何成员都应当能够根据其意愿直接参与所有决策制定阶段。”

“我们相信以前并非如此，”他补充道，言语间特指今年部长级会议的筹备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