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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中国，四个主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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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帅华

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还很突出”，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国家主席和总理在国内和国际场合都明确指出这些挑战。中国企业界人士、经济学家和领导人一样，对这些问题也有共识，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有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型成为近年来中国媒体和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进入2012年底，全球经济仍然持续低迷，美国再度量化宽松，欧元债务危机未见缓解，中国十年一度的领导人更替也近在眼前，就经济转型的热议也渐入佳境。

困难不在于对经济中面临的问题缺乏认识。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普遍承认，经济发展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投资过高、消费过低、过度依赖出口。十二五规划也明确地列出需要克服的其他挑战，包括环境污染、收入差距、食品安全和政治改革等。问题在于中国怎样才能落实、完成这个转型？如果中国成功或者失败，将对世界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四个主要的战场

本文旨在回顾总结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学者、企业家和官员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作者认为，中国国内关于如何转型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如果想要成功转型，必须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取得成功。

一, 放弃凯恩斯理论，回归经济学的基本。

很多人都批评，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直接原因，但是顽疾难治。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凯恩斯理论是祸首。在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仪式上，张维迎作了题为“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归亚当斯密”的演说，认为凯恩斯主义在应对危机时或许有效，但是不应当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应该花自己没有的钱来投资，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张教授指出，凯恩斯理论在中国就变成了GDP理论，所谓推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只要经济增长数字一下滑，从中央到地方的第一反应就是增加投资。

这导致为了投资和GDP而投资，而不是为提高效率而投资。出口方面也有着同样的问题，就好像只有净出口才能对经济发展作贡献，而进口和贸易逆差则对经济没有贡献。张维迎教授和其他一批经济学家认为，要实现经济成功转型，在经济理论上要放弃凯恩斯主义，回归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简洁明了，经济发展的源泉是提高生产率、创新、更合理的劳动分工以及市场的扩大。如果只盯住凯恩斯主义，认为只有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才是经济增长，这是错误和危险的。凯恩斯理论可以是给重病病人的一剂良药，但是再好的药，从年头吃到年尾也就成毒药了。

二, 终结无穷无尽的城乡二元分化。

中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让人悲伤的是，城镇和农村的二元分化现象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仅有城镇人口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指出，如果加上生活设施、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差别，城镇和农村的绝对差别在近年来扩大了。

中国正迅速地城镇化，但是面临的问题重重，尤其在两个方面有待实质性突破。一是“人”的城镇化。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在今年8月的《财经》杂志撰文，指出目前为止中国的城镇化局限在“物”的城镇化，比如修路、造楼建绿化，而转型需要的是关注“人”的城镇化。比如，目前长期在城镇务工的农村人口总数约有1.6亿，但是他们的名称仍然是“农民工”，不能像城镇户口居民享有同样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特别是子女教育和考大学的权利等。

二是打通城乡之间的各种壁垒，形成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劳动力、产品和服务可以自由的流动（类似于欧盟那样的经济一体化）。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在《财经国家周刊》的采访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最主要障碍。他建议，生产要素应当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概括郭树清、许小年和汪涛等经济学家的观点，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立局面，则要做到三个方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市场化；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农村户口居民的歧视性待遇；建议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应一视同仁。

农村人口可以到城镇居住和生活，同样的，城镇人口也可以在农村买地买房居住。这将大大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而不是把农村作为一个遗忘的角落和落后肮脏的地方。在发达国家，居民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在城镇或者农村，而且如果生活设施齐备舒适，农村的田园风景有其独特的吸引力。这也有利于平抑激增的城镇住房房价。

这样的转型至关紧要。这是因为，首先，农村的居民不应被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阻碍在城镇务工者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将妨碍下一代的进取，可能会带来沉重的社会代价。

其次，如果农村人口收入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不及城镇人口，也将阻碍国内市场的扩大、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三, 要素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这是扭转经济不平衡的钥匙。

要素价格扭曲关系到结构升级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很多激烈的讨论由此展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中国经济导报》发表的一篇关于十二五规划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应当从“速度经济”向“效率经济”转型，后者注重创新基础上的高效益，而不是低成本竞争。他建议应当深化要素市场价格机制的改革，纠正价格形成机制中的偏差，比如工资、租金、利率和汇率。

中国产业转型的钥匙不在于产业本身，而在于整个经济和金融制度。这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薛磊在一篇题为“美国‘降级’促使中国经济转型提速”的文章中的观点。他指出，旧的经济制度长期倾向于国有部门，并且通过压低劳动工资、资源和资本价格，从而保障了有大量的资金用于投资。

四, 势在必行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面临失去的危险”，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全国人大答记者问时如是说。

经济转型要取得成功，“绕不过”政治改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前中国人民银行专家委员会成员李稻葵在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天津会议上也提出同样的观点。李教授强调，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改善法治，规范政府行为和确保司法独立。

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的基石，以选举为基础的党内民主可以是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切入口。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伟在2010年人民论坛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评论人士认为，地方一级的民主选举可以使得官员更加积极地回应地方选民关注的问题，比如空气质量、儿童玩耍的绿地和教育服务，而胜过对枯燥无味的GDP数字的追捧。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概括而言之，中国官员和专家对转型的目标是清楚的，即从“速度经济”向“效率经济”转型。这其中包括三个核心：创新驱动，而非投资和低成本驱动；扩大和统一国内市场，终结城乡二元分立，而不是依赖净出口；以选举制度、法治和司法独立作为支撑的现代市场制度。

如果中国在上述领域取得成功，那么，在世界经济的地平线上将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摩根斯坦利美国公司首席经济学家Vincent Reinhart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更大的市场，对发达国家来说将是一个迅速增长的出口市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转型还有一层影响，对低收入和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他们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2012年4月世界银行和IMF春季年会上，世界银行负责亚太事务新任的副行长Pamela Cox对中国经济转型十分看好，认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不断攀升地位，对低收入国家来说，将带来更多的机遇。

并非人人都从中国的转型中受益。中国成功的经济转型可能危及到外国的原材料供应商。花旗银行的一份研究显示，中国经济转型后，全球将有4-15%的钢铁产能将被迫关闭，其中很可能是欧洲的一些钢铁厂。当然，钢铁行业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中国市场减少的需求可以被其他新兴市场增长的需求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中国决定在2005年的基准上，一直到2020年降低40-45%的碳排放强度。这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来完成，而需要结构转型和转变现有发展模式，比如凯恩斯理论的投资主导理念和城乡二元分立制度瓶颈。如果取得成功，这将为世界上清洁技术持有方和环境服务供应商提供巨大的商机。

回首三十年，中国日新月异，经历了转型的蜕变。今天，中国转型的方向比以往更加重要。纠正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新一代领导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任务。正因为此，需要进一步扶持政策性对话，帮助中国的专家和利益相关方与国际同行们开展积极的讨论和思想交流。中国转型之成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和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