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6日

全球经济和多边体制研讨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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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6日“全球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牛津大学全球经济治理项目和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共同主办。会议讨论了中国和WTO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加强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改革中的作用、推动多边贸易体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局长孙兰兰女士、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梅林德先生共同主持了会议。商务部世贸组织司司长张向晨先生到会作主旨报告。近35名来自中外的资深学者、研究人员、专家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加入WTO的六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全球贸易体制注入新的活力。中国现在已经不仅是各种区域性、双边性、或多边贸易协议体制和安排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WTO将如何冲击中国”已不再是国际社会的讨论主题，人们更多地关注中国能为WTO做什么？中国能为推动全球贸易治理和改革做什么？因此，本次会议通过研究人员与战略制定者之间的对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对全球贸易的发展趋势做一个清晰的判断，特别是对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中国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说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

WTO、多边贸易体制和中国

随着世界经济和贸易的逐步多样化和多元化，WTO的谈判进程正面临着更加艰巨的局面。特别是，在WTO成立后举行的第一个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全球贸易治理的困境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市场上各国激烈的竞争关系中，WTO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它能否发挥作用？是否需要改革？与会者就这些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并且对多边贸易体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转换给予特别关注。

与会者首先肯定了WTO的必要性。与其他国际机制相比，WTO具备实施其裁决的“牙齿”，有解决争端、促进公平竞争和贸易自由化的能力。然而，对参加过多哈回合的人来说，他们认为改革全球的贸易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过去贸易规则都是由贸易大国制定、小国遵守。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经济体的兴起要求每个国家都要调整、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WTO是会员驱动的国际组织，它的151个成员国就好似151个司机，驱往各个不同的利益方向。以往，美、日、欧和加拿大等大国对WTO的走向有着明显的影响力，但是现在这些大国再也不能控制WTO了。这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如何让151个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是迫切须解决的议题。

与会专家研究认为，对多边体制造成真正威胁的是主要大国。过去十年，他们滥用了自己的权利和经济上的势力，以谋取自身在国际贸易交往中的利益。现在，虽然这些大国也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多边谈判结果，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双边或者单边谈判。因为双边和单边谈判更容易达成妥协，带来较高的成本效益。例如欧盟的一些主要经济集团，他们对于多边谈判是否能达成结果似乎不太着急。如果大国只会跟他认为对其有利的国家进行贸易方面的谈判，这不仅对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有危害，更会使很多国家失去对WTO的信心。部分与会代表认为，大国应该对贸易体制的恢复负有责任，如果他们不改变其在贸易上的国内政策，那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前景堪忧。

在多边贸易体系中，中国扮演的角色问题可谓雾里看花。其原因有二，第一，外界对中国影响力的认识很模糊；第二，在国际社会中缺少供中国学者和国际学者得以充分了解、持续交流的平台。中国在加入WTO的六年时间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有传言称，各国的谈判人员和专家认为国际贸易的症结是中国，担忧市场自由化之后与中国的竞争。会上中外代表都认为，中国并不会挑战大国，而相反会起到桥梁的作用——沟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且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一起做贡献。在全球经贸体制新结成的三角关系（发达国家、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作用不是颠覆者或革命者，而是一个维护者和稳定器，它会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起建设性的作用。

气候变化、能源和贸易

能源使用跟气候变化的关系密切，对全球贸易有着重大的影响。能源使用是造成温室效应的原因之一。传统燃料（例如，矿物燃料）的燃烧直接导致了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到2030年，全球能源的消费会上升60%左右，这对全球变暖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应为全球变暖承担更多的责任，有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占了目前为止人类累计温室气体排放的60%。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于近年逐年上升。《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已明确要求发达国家满足已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并要求所有国家都要采取相应措施。这使能源和气候变化与贸易体系之间的互动机会增加。

发言专家指出，中国在未来气候、能源和贸易的关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亦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归纳来看，中国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正面临着四个关键问题：竞争力（市场准入）、技术转移、标准和标签以及补贴。有与会者表示，其实发达国家真正关心的是以环境为中心的贸易保护主义。然而，美国和欧盟提议对来自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整税，对于增强其自身及向其出口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没有好处，这种做法很难实行下去。技术转移方面，大多数高科技产品技术的专利都为北方国家拥有，并且他们有转移环境友好技术的意愿。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确实获得这样的技术。有与会者指出技术转移在WTO论坛中已经涉及，但还缺乏具体的建议。另外，标准和标签在贸易和环境变化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一旦标准和标签可以创新，温室效应可以减少一半。与会者强调了标准和标签的增长、透明度、变化和规制并不明确，这使其在无形中成为一种非关税壁垒，发展中国家无法了解发达国家的要求，也无法向北方国家表明他们遵守与否。关于补贴，与会者普遍赞同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一个问题，例如石油补贴可能会扭曲贸易；另一方面，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如果在可持续能源方面给予积极的补贴则可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知识产权领域的贸易治理

全球化给知识产权的保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与会专家指出，由TRIPs协议确立的知识产权规则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贸易扩张的工具，其作用已经不再是WIPO创立这一制度的初衷，而主要用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既得利益者巩固其科技优势、贸易优势、垄断和控制市场的政策工具。知识产权制度发生了“异化”，有数据显示，高达41%的专利申请都是防卫性的。专利授权标准的降低、“问题专利”的出现已经表现出阻碍创新和竞争的迹象。

知识产权异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效果尤为突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时间短，缺乏运行经验，资源和人才的不足，试图以市场来换取技术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用市场换来知识产权权利的限制。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在应对知识产权问题时，借鉴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是有限的，因为各个国家遭遇知识产权危机的历史背景不同，但是国际社会兴起的开放知识产权运动（包括自由软件、开源软件、开放专利、创作共享）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与会代表同时强调，TRIPs的例外制度还没有被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应当认真研究对自己有利的规则，最大程度发挥现有制度作用；另外，对于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发展中国家应当更多地在WTO和WIPO等国际平台推动改革。

中国专家强调，只有创新才能为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寻到出路。在现行的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体系中，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已经无法从技术进步中分享足够的利益，不能产生有效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必须要从国家层面上，对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工作做出战略性和前瞻性部署，鼓励企业首先变成知识产权创始人，只有成为知识产权大国，才能通过知识产权从全球贸易体系获得收益。

农业

农业是全球贸易治理中的敏感问题之一，不论在双边、多边以及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非常复杂。会议就WTO农业体制存在的问题和谁主导全球农业体制这两大问题展开讨论。

在分析了WTO各成员国的农业政策、国内支持措施和国内支持水平（综合支持量/综合支持总量）的基础上，发言专家认为，在1995年达成的WTO农业协定，尽管对全球农业是一个重大改革，但是这个协议本身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现行体制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实际而设计的，不利于没有补贴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第二，没能区分农业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根本差别；第三，没有考虑如何保证解决发展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第四，严重缺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灵活性，是发展中国家不能纠正不合理的农产品关税结构；第五，没有考虑底价进口农产品剧增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农民的影响，也没有关心农业贸易自由化对小农的冲击问题。

一言以蔽之，现在所涉及的多边贸易体制实际上是根据发达国家的政策设计的，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的政策等等，对发展中国家不利，无法解决其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也无力实现农民的就业增收。

会议讨论了全球农业体制的改革方向。多哈发展议程（DDA）谈判已经为全球农业体制提出了基础性改革方案，包括强化规则的约束力和对支持和保护作出承诺，以纠正和防止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限制和扭曲，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本位的的贸易体系。与会者表示，在香港会议以后，农业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谈判的技术问题了，更多的是考虑美、欧和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取得平衡。如果能够取得最终平衡，有一个协调的框架出现的话，多哈谈判的目标会被越来越多的灵活性取代。

发言专家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农业大国，未来全球农业体制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农业发展，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农业体制的走向。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加入WTO之后，市场的开放使中国农业较深程度地融入到全球体系中。数据显示，中国的进口越来越集中向初级产品（1998-2000年，初级产品占中国农产品总进口的49%，该数字于2004-2006年上升为51%）；同时，中国的出口越来越趋向土地密集型产品（1998年，中国农产品出口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高于土地密集型产品15.6%，虽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仍占优势，但是两者的比重差额已于2006年跌至9.5%）。中国优势产品在进出口上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农业中分工地位的改变。在多边贸易体系中，中国农产品的利益相对比较复杂，不像巴西具有绝对的出口利益，也不像日本具有绝对的进口方面的防守目的。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农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农业的功能性为例，过去农业可能主要是以食物供给为主要目的，而今后则会更多地与环境、生态保护、农民就业、农村文化等有关。现阶段，由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经验还不是很多，中国主要仍是学习。有与会代表认为，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发达国家始终将是主导力量，而中国则会成为架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桥梁。

区域贸易安排

发言专家首先明确了区域安排的内容。区域贸易的安排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两种：一种是开放的，还有一种是制度性的，即非开放性的。通常制度性的区域贸易安排有五个不同的层次，最简单的是优惠贸易安排（PTA），即对非常有限的货物或者服务开放；第二个层次是自由贸易安排（FTA），对大部分的商品服务、投资都进行自由贸易的安排；程度更高一点的是关税同盟，它和FTA的区别就是成员国对外的关税是统一的；更高层次的就是共同市场，比如欧盟之前欧洲的一体化；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就是欧盟，允许很多要素及人的自由流动，而且把很多的宏观经济制订权交给了区域组织。

近来，区域贸易安排呈现出以下几种趋势：第一，蔓延发展快速。WTO的资料显示，到2005年7月份，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安排达到了330个，其中已经有180个在生效运转。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安排增加。以往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比较接近的国家容易建立区域贸易安排的思维模式已经被打破，现在看到最多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贸易安排，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试图建立自己主导的区域和贸易体。第三，区域贸易安排内容越来越丰富。和早期多关注货物贸易自由化相比，现在区域贸易安排更多涉及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合作基本上已经变成了新的FTA的基本内容。还有很多投资措施、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等都会变成一些新的区域贸易安排可选择的内容。第四，以前是在空间上比较临近的国家建立区域贸易安排，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远的，比较长距离的国家之间建立区域贸易安排。

区域贸易安排会给成员国带来一系列的成本和收益。从成本上来看，首先，贸易投资自由化会带来成员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而调整的速度和成员国的调整能力可能带来风险。如果能很顺利地进行结构调整，会享受到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但是调整能力比较差，可能就会对成员国带来伤害。第二，区域贸易安排会降低关税收入。第三，它可能会固化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垂直分工的关系，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发展自己的新兴产业的机会。第四，对发达成员来说，可能会因为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产业空洞化，导致就业压力增加。第五，越来越多的货物、人、服务和信息等等的跨境流动会带来很多社会管理方面的成本和风险。第六，区域贸易安排也会带来很多管理的成本，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参加很多个区域贸易安排的时候，其海关系统就会变得非常复杂，管理成本要很高。从收益上来看，第一，由于市场范围的扩大，会带来规模经济。第二，会深化国际分工。第三，会增强市场竞争。第四，会使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增加对第三国的吸引力，并借此进入更好的市场。第五，在南北型的区域贸易安排中，发展中国家能够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第六，区域贸易组织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增强其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

区域贸易安排是WTO的例外。在多边WTO的层面上，非歧视原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在区域贸易安排中非歧视原则仅是成员国享受的待遇，实际上违背了非歧视原则。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正是因为多边贸易谈判的缓慢甚至停滞使得更多的国家转向区域贸易安排。中国加入WTO以后，其区域贸易安排战略也作出一定调整，既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又着力推进各种各样的区域贸易安排，例如中国和东盟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安排。与会专家在明确区域贸易安排的内容、趋势、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对于区域贸易组织的功能表示肯定，但是仍然对区域安排给多边贸易带来的影响表示忧虑。

和谐中国与世界贸易

和谐发展是中国政府几年来提出的目标，反映了中国的古代哲学。与会者讨论认为，现在中国与世界贸易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想法不同。例如，中国希望从长远的角度出发，通过扩大内需，由中国人自己的消费来刺激GDP的增长，但是中国的做法受到了其贸易伙伴国的外部干扰，人民币被要求重新评估升值，这与中国拉动国内消费、扩大内需的目标背道而驰。其二，其他国家并不了解中国政策制定的过程。不知道对方的外经贸战略的制定过程直接导致大家的误算、误判。其三，中国的企业还没有找到切实的途径真正融入国际市场，特别是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在西方社会，企业被要求承担社会责任，采取社会和环境有利的措施，在不同领域制定了上千的相关合作标准。虽然从表面上看，标准制定是企业的自愿行为，但是实际上各国政府也通过调动、鼓励措施参与其中。这些标准已经成为界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竞争时可能并不愿意受制于这些自愿性规则，这为建立自愿性规则和规制性规则之间的平衡增加了难度。

与会代表针对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部分与会代表认为，中国的角色尴尬，好像是才十岁出头的姚明，虽然外表上人高马大，但是智力仍是小孩，还需要扶持，没有完全担负国际贸易治理的能力；另一部分与会代表则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的一极，应该承担责任，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跟世界一流的国家平起平坐，同样为世界贸易体系做贡献。

最后，与会者强调，各个国家应该加强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理解，要达成共识，因为现在很多矛盾就是很多国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存在误解而造成的，但是这不可能通过快速的谈判解决，而是要改变现行的决策方式。参加会议的专家期待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盟将会在全球贸易治理的多边体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相关媒体报道

【WTO经济导刊】为全球贸易体制注入新活力——中国加入WTO六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DRC】全球经贸治理中国政策会议在北京召开（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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